當我們彼此輕蔑

胡晴舫

斯蒂芬茨威格描述二戰前住在歐洲的猶太人，與身處的社會有所隔離，因而渴望擺脫純粹猶太人氣質，進入他們眼中「普遍的人性」，藉由對知識與藝術的追求，他們成為維也納人、奧地利公民，而不再是獨特的猶太人。他們既努力要融入外頭那一片他們心目中更廣大的社會，又自覺不同其他公民，所以他們只能不斷在內部跟自己人競爭、比較，彼此輕蔑。

對西方剩模仿反抗

台灣循舊再度陷入認同爭議，我想起茨威格對猶太人的這段描述。台灣長期遭國際孤立，既是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憲法》與護照，卻無法公開拿國旗、加入國際組織，出外旅行時，許多國家不願直接在我們的護照蓋章而另夾一張紙頁。我們的國民因之發展出奇特的國際觀：要不極力諂媚白種西方（及日本，其實就是富裕社會），西方就是先進，極力變成西方的代言人、文化仲介，連西方的種族文化階級觀念都毫不刪選地學了過來；要不盲目反抗西方，凡是西方來的價值，必定帝國主義、文化霸權，漠視了人性的共識、對美好文明的嚮往，對自身文化完全不願反省。
諂媚或反抗，當然均源自於自卑心態，因為自卑而自貶，因為自卑而自大，然而，自貶還是自大，依然面對唯一的西方，無意間，西方竟變成了父母一樣的權威角色，而我們只是對方文化豢養的青少年，只有模仿與反抗兩種關係，最終仍讓西方定義了自己。同樣的態度延伸到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中，要不唯諾屈膝，要不無知傲慢，最後，台灣的主體性依然不明。
台灣人爭吵史觀，拿國族主義去二次踐踏戰時日本殖民地婦女的人權，李登輝先生不挑戰日本軍國主義，連戰先生不質疑中國威權專制，關起門之後，我們撩起袖子，捲起褲管，用最兇惡的話語咒罵彼此，羞辱彼此，好像我們心中有個他者，這個他者才是我們敬重、值得對話與學習（如果不是取悅）的對象，而不是彼此。我們只跟自己人辯，蔑視自己人，為想像中的他者而互相撕咬。
每一個人都可以罵台灣。有時罵得極惡毒。這是我當台灣人的驕傲，也是我始終的不忍。台灣是政治最自由的中華社會，全球許多華人將己身的政治焦慮投射到這塊小島。新加坡搭車，司機滔滔不絕教訓我，台灣民主怎麼侵蝕經濟；紐約機場等行李，剛回台健檢的老華僑對我搖頭，嫌我們年輕一代沒出息；海外中國異議份子見了我，只談台灣總統選舉；搬到北京工作的台灣白領，嘲笑台灣越來越落後，慶幸自己跳了船。面對那一雙雙或譏諷或哀嘆的眼睛，我懂，因為罵台灣最安全，無需懼怕任何代價。

應要認同台灣精神

這些年，我這個處處被動遭罵的台灣人，理解到我的社會的意義。政治自由應是用來保障我們追求其他自由的權力，所以能創造文明價值。台灣人的主體性應由文明價值來定義，而非建構另一套國族神話。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應透過文明價值連接，國族主義從來不該是我們的選項，因為身為台灣人，我們比誰都明白它的狹隘性。認同台灣，應是認同台灣所代表的精神價值，而不是藍白拖、滷肉飯等簡單的文化符號。
重點不是誰是台灣人，而是台灣人是什麼。下次我們爭吵，請為了這點而吵。不是為了抽象的下一代，而是為了活在當下的我們。

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