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你還能做個好人嗎？
狄雨霏
Wang Zhaohui
在兒童劇《五個傻瓜》中，馬戲團班主（右）在強迫小花（左）開口說話的過程中，得到了一個有關善意的力量的教訓。
上周，在北京鼓樓西劇場的舞台上，馬戲班班主正在折磨演員小花，因為她不願意講話，正毀掉馬戲班的演出。
她命令小丑和大力士——這部名為《五個傻瓜》的兒童劇中的角色，即另外兩個馬戲班成員（還有一個是樂師）——把小花綁在一個巨大的輪子上，然後用大炮向她發射塑料製作的小雞。
塑料雞射過去，但小花還是不說話。在馬戲班成員力勸之下，班主嘗試了不同的方式——用善意打動她。班主對她說，「請！」於是小花開口說話，幾十個小朋友歡樂地拍手和大喊大笑。
這部劇要傳達的訊息，小觀眾們憑直覺就能懂得，那就是善意可以在武力無能為力的地方發揮作用。
從根本上說，它講述的是一個有關文明禮貌有力量的道理。
每隔一段時間，中國就要經歷一陣靈魂的拷問：我們本性善良嗎？我們文明禮貌嗎？
有一些畫面會迅速傳播開來：一個小孩被貨車軋過，路人不管不顧；一名老人摔倒，沒人幫扶。一個女人快要淹死，只有一名外國人努力營救她。
「我們這是怎麼了？」這個讓人焦慮的話題佔據了飯桌和社交媒體。
最近幾年，圍繞着一些重大災難，中國發展出一種善意援助的慣例。2008年，四川發生地震後，志願者往那裡運送毯子，提供心理慰藉。今年6月，長江上一艘客輪傾覆之後，不少的士司機免費運載死難者家屬。本月，天津的一間化學品倉庫發生爆炸，人們捐贈了水和食物。
但是，除了這些高曝光的事件，幫助陌生人的代價可能很大。樂善好施有不少時候換來的是醫院賬單，或者被受到幫助的人污衊為事故責任人，為的是敲詐錢財。
2013年，為保護救助人權益，南方城市深圳出台了中國首部「好人法」。本月，山東省淄博市宣布，叫救護車的費用將能醫療報銷，以免好心人不得不為此買單。
研究人員表示，中國人不缺善心。不過，等級制和專制的巨大混合力量正在妨礙他們在許多時候表達自己的善意，尤其是對陌生人。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何懷宏不認同中國道德崩潰的說法。但他表示，它被現行制度中的諸多限制壓制住了。
在去年發表於鳳凰網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社會，能夠用各種手段把人的善意刺激出來。」
何懷宏把傳統道德與1949年之後的革命道德做了區分。前者存在於共產黨統治之前，那時對作為知識精英的君子的道德要求比一般人高；後者則要求所有人遵循同樣的道德。
但是，它「後來慢慢演變成一種隱蔽的等級制，」何懷宏寫道。新統治者要求大眾實踐道德，他們自己卻可以有更多例外。於是人們以拒絕合作的方式反抗這種雙重標準，整個社會變得更加利己主義，而不是無私奉獻。
「中國是一個極權社會，而且『歷來』如此，」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人類學者沙學漢(David Schak)說道。他正在撰寫一部比較台灣和中國大陸文明禮儀水平的著作。他認為，處在更自由氛圍中的台灣，在這方面取得的進步要大得多。
「這不只是政治性問題，」他在接受採訪時說道。「中國是一個建立在基於年齡、代際差別和性別的等級制度上的社會。」
「既然人們必須服從權威，也就根本沒有動力去發展社交技能，或以善意對待他人，」他還說。「可供選擇的相處模式幾乎總是圍繞着發號施令和懲罰不服從的人來構建的。」
「當然，在中國，人們被教導要友好、樂於助人、與人為善和遵守規則，」 沙學漢接著說道。他指的是，學校會進行有關樂善好施的教育。
但他表示，偽善卻是一種常態。「一個問題就是，你接受了一套說教，然後看到大人和老師並沒有遵守這套規則，而是採取另一種做法。所以他們很快也學會了另一套。」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她命令小丑和大力士——這部名為《五個傻瓜》的兒童劇中的角色，即另外兩個馬戲班成員（還有一個是樂師）——把小花綁在一個巨大的輪子上，然後用大炮向她發射塑料製作的小雞。
塑料雞射過去，但小花還是不說話。在馬戲班成員力勸之下，班主嘗試了不同的方式——用善意打動她。班主對她說，「請！」於是小花開口說話，幾十個小朋友歡樂地拍手和大喊大笑。
這部劇要傳達的訊息，小觀眾們憑直覺就能懂得，那就是善意可以在武力無能為力的地方發揮作用。
從根本上說，它講述的是一個有關文明禮貌有力量的道理。
每隔一段時間，中國就要經歷一陣靈魂的拷問：我們本性善良嗎？我們文明禮貌嗎？
有一些畫面會迅速傳播開來：一個小孩被貨車軋過，路人不管不顧；一名老人摔倒，沒人幫扶。一個女人快要淹死，只有一名外國人努力營救她。
「我們這是怎麼了？」這個讓人焦慮的話題佔據了飯桌和社交媒體。
最近幾年，圍繞着一些重大災難，中國發展出一種善意援助的慣例。2008年，四川發生地震後，志願者往那裡運送毯子，提供心理慰藉。今年6月，長江上一艘客輪傾覆之後，不少的士司機免費運載死難者家屬。本月，天津的一間化學品倉庫發生爆炸，人們捐贈了水和食物。
但是，除了這些高曝光的事件，幫助陌生人的代價可能很大。樂善好施有不少時候換來的是醫院賬單，或者被受到幫助的人污衊為事故責任人，為的是敲詐錢財。
2013年，為保護救助人權益，南方城市深圳出台了中國首部「好人法」。本月，山東省淄博市宣布，叫救護車的費用將能醫療報銷，以免好心人不得不為此買單。
研究人員表示，中國人不缺善心。不過，等級制和專制的巨大混合力量正在妨礙他們在許多時候表達自己的善意，尤其是對陌生人。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何懷宏不認同中國道德崩潰的說法。但他表示，它被現行制度中的諸多限制壓制住了。
在去年發表於鳳凰網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社會，能夠用各種手段把人的善意刺激出來。」
何懷宏把傳統道德與1949年之後的革命道德做了區分。前者存在於共產黨統治之前，那時對作為知識精英的君子的道德要求比一般人高；後者則要求所有人遵循同樣的道德。
但是，它「後來慢慢演變成一種隱蔽的等級制，」何懷宏寫道。新統治者要求大眾實踐道德，他們自己卻可以有更多例外。於是人們以拒絕合作的方式反抗這種雙重標準，整個社會變得更加利己主義，而不是無私奉獻。
「中國是一個極權社會，而且『歷來』如此，」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人類學者沙學漢(David Schak)說道。他正在撰寫一部比較台灣和中國大陸文明禮儀水平的著作。他認為，處在更自由氛圍中的台灣，在這方面取得的進步要大得多。
「這不只是政治性問題，」他在接受採訪時說道。「中國是一個建立在基於年齡、代際差別和性別的等級制度上的社會。」
「既然人們必須服從權威，也就根本沒有動力去發展社交技能，或以善意對待他人，」他還說。「可供選擇的相處模式幾乎總是圍繞着發號施令和懲罰不服從的人來構建的。」
「當然，在中國，人們被教導要友好、樂於助人、與人為善和遵守規則，」 沙學漢接著說道。他指的是，學校會進行有關樂善好施的教育。
但他表示，偽善卻是一種常態。「一個問題就是，你接受了一套說教，然後看到大人和老師並沒有遵守這套規則，而是採取另一種做法。所以他們很快也學會了另一套。」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