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報看中國·祈福德：中國的環境危機與希望
張彥
在亞洲當了20多年記者之後，馬克·祈福德（馬克克利福德）於2007年出任總部在香港的亞洲企業領袖協會（亞洲商務 綠化亞洲：商業案例求解亞洲」我國環境
問：你是怎麼對這個主題感興趣的？
答：我2007年到協會工作，接過來一個馬上就要完成的綠色建築研究項目。那時候，綠色建築在亞洲還是相當新鮮的東西，我們出版了一部有關的書。這讓我開始思考這個主題。
問：你的角度比有些人的更充滿希望請問你是怎麼形成這種觀念的。
答：本來，我以為我會按照「東方黑」這個思路寫本書。亞洲目前的確面臨著環境的緊急狀態。在中國，每年有120萬人過早死亡。人們需要知道環境有多麼糟糕，但後來我開始思考。環境糟糕是明擺着的。與之相反的是，我覺得有些正在採取的更積極的響應，人們應該了解這些東西。喜歡挑戰和解決問題的商業圈子的人參與了進來。所以，這是一本不加掩飾地樂觀的書，但這是因為知道有出路很重要。我們可以絕望，我們可以什麼都不做，或者我們可以一起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最大挑戰。
問：你看到企業在成為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力量了嗎？
答：沒有，企業能解決部分的問題。必須要有政府、公民社會和企業形成的三條腿的凳子，三方都需要拿出自己的長處。
只有政府有制定規則、也就是法律法規的權力，政府還能以稅收和補貼的形式、以及促進基礎設施建設來影響價格。媒體和非政府組織能監督企業和政府，看看他們是否在做他們承諾的事情。
問：最令人驚訝的是，有這麼多的公司在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在做這件事情。
答：是的，我在書中詳細介紹了十幾家公司的情況，書里還有一個包括50多家公司的附錄，這些公司都有某種形式的環保措施。企業層面正在發生的事情令我驚訝，但它們這樣做有好的商業理由。有些是為了公關效果，但大多數企業認為這事關它們的生存。
問：你用了一章來集中介紹電力公司香港中電控股。
答：他們的工作真正讓我開始寫這本書。2007年，當時的首席執行官包立賢(Andrew Brandler)宣布，到本世紀中葉，公司將把他們電力生產的碳強度降低75％。這是亞洲最大的主要靠燃煤發電的私營電力公司之一，它做出在世紀中葉基本上實現去碳化的承諾在全球絕無僅有。我認為這源於擁有中電主要股份的嘉道理(Kadoorie)家族。米高·嘉道理(Michael Kadoorie)向他的高層管理人員提出挑戰，要他們着眼未來的50年。他們這樣做有好的理由。他們傳統上是一個燃煤電力公司，但他們認為50年後這個商業模式行不通。
還有的公司認為水的定價過低，在未來，水的價格將會更符合實際。碳的價格也過低，企業要做好其價格改變的準備。
但是，並非所有的公司都有長遠的視野。
為了讓那些公司也考慮環境問題，你需要凳子的另外兩條腿。你需要好的、強有力的政府政策，而且你需要非政府組織來督促人們承擔責任。
問：哪些國家有好的政策？
答：新加坡做出了典範性的工作。他們很早就決定，水是威脅國家生死存亡的資源。所以，他們已經採取了非常堅定的政策，而且新加坡讓公司對水的成本有一種確定性。
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新加坡政府的能力，那是有一個很小的地方，政府又很有前瞻性。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要難得多，問題更複雜。
問：書裡有很多關於中國的部分。
答：好消息是，我們有中國政府高層制定的很好的政策。中國需要不斷解決的問題是政策在下級層面得到實施。中國的執法不總是很嚴，而且也沒有公民社會來充當制衡。只有到了中國意識到環境和能源問題的威脅，與顏色革命（或者香港去年抗議）的威脅一樣嚴重的時候，我們才會知道我們有了不可輕視的進展。我們從柴靜事件已經看到，中國不讓公民社會發聲。（柴靜深受歡迎的環境紀錄片《穹頂之下》被禁。）
問：我們經常讀到有關空氣污染的報導，但你覺得水也至關重要。
答：水越來越多地成為一個存亡問題。空氣污染很可怕，但受它影響的大多數人仍然活着。但是，沒有水就沒有人能活。我不知道水沒了的時候，人們將怎麼辦。在中國，像南水北調這樣的工程項目只能推遲算總帳的日子。我擔心的是，即使在其他問題上有遠見的政府也還沒有直面這個挑戰。
比如，如果你是一個市政官員，你會怎麼做？你管着一個行業，比如半導體，它需要大量的水。當你需要做出選擇：水是給工廠、還是給城市的時候，你會怎麼做？這種選擇不會在今天或明天發生，但政府將面臨這種選擇。
問：中國也還有希望的跡象？
答：中國即將超過德國，成為太陽能發電裝機能力最大的國家。中國還有大量的風力發電機組設備。所有這一切都很重要，因為中國燒掉了世界上一半的煤，釋放了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0％。因此，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就需要削減煤炭的使用。煤炭使用預計將在2030年達到峰值，但峰值可能會更快地達到。所以這些都是巨大的挑戰，但中國可能邁出的步伐比許多人意識到的要更大。
張彥（伊恩·約翰遜）是“紐約時報”記者。
在亞洲當了20多年記者之後，馬克·祈福德（馬克克利福德）於2007年出任總部在香港的亞洲企業領袖協會（亞洲商務 綠化亞洲：商業案例求解亞洲」我國環境
問：你是怎麼對這個主題感興趣的？
答：我2007年到協會工作，接過來一個馬上就要完成的綠色建築研究項目。那時候，綠色建築在亞洲還是相當新鮮的東西，我們出版了一部有關的書。這讓我開始思考這個主題。
問：你的角度比有些人的更充滿希望請問你是怎麼形成這種觀念的。
答：本來，我以為我會按照「東方黑」這個思路寫本書。亞洲目前的確面臨著環境的緊急狀態。在中國，每年有120萬人過早死亡。人們需要知道環境有多麼糟糕，但後來我開始思考。環境糟糕是明擺着的。與之相反的是，我覺得有些正在採取的更積極的響應，人們應該了解這些東西。喜歡挑戰和解決問題的商業圈子的人參與了進來。所以，這是一本不加掩飾地樂觀的書，但這是因為知道有出路很重要。我們可以絕望，我們可以什麼都不做，或者我們可以一起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最大挑戰。
問：你看到企業在成為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力量了嗎？
答：沒有，企業能解決部分的問題。必須要有政府、公民社會和企業形成的三條腿的凳子，三方都需要拿出自己的長處。
只有政府有制定規則、也就是法律法規的權力，政府還能以稅收和補貼的形式、以及促進基礎設施建設來影響價格。媒體和非政府組織能監督企業和政府，看看他們是否在做他們承諾的事情。
問：最令人驚訝的是，有這麼多的公司在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在做這件事情。
答：是的，我在書中詳細介紹了十幾家公司的情況，書里還有一個包括50多家公司的附錄，這些公司都有某種形式的環保措施。企業層面正在發生的事情令我驚訝，但它們這樣做有好的商業理由。有些是為了公關效果，但大多數企業認為這事關它們的生存。
問：你用了一章來集中介紹電力公司香港中電控股。
答：他們的工作真正讓我開始寫這本書。2007年，當時的首席執行官包立賢(Andrew Brandler)宣布，到本世紀中葉，公司將把他們電力生產的碳強度降低75％。這是亞洲最大的主要靠燃煤發電的私營電力公司之一，它做出在世紀中葉基本上實現去碳化的承諾在全球絕無僅有。我認為這源於擁有中電主要股份的嘉道理(Kadoorie)家族。米高·嘉道理(Michael Kadoorie)向他的高層管理人員提出挑戰，要他們着眼未來的50年。他們這樣做有好的理由。他們傳統上是一個燃煤電力公司，但他們認為50年後這個商業模式行不通。
還有的公司認為水的定價過低，在未來，水的價格將會更符合實際。碳的價格也過低，企業要做好其價格改變的準備。
但是，並非所有的公司都有長遠的視野。
為了讓那些公司也考慮環境問題，你需要凳子的另外兩條腿。你需要好的、強有力的政府政策，而且你需要非政府組織來督促人們承擔責任。
問：哪些國家有好的政策？
答：新加坡做出了典範性的工作。他們很早就決定，水是威脅國家生死存亡的資源。所以，他們已經採取了非常堅定的政策，而且新加坡讓公司對水的成本有一種確定性。
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新加坡政府的能力，那是有一個很小的地方，政府又很有前瞻性。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要難得多，問題更複雜。
問：書裡有很多關於中國的部分。
答：好消息是，我們有中國政府高層制定的很好的政策。中國需要不斷解決的問題是政策在下級層面得到實施。中國的執法不總是很嚴，而且也沒有公民社會來充當制衡。只有到了中國意識到環境和能源問題的威脅，與顏色革命（或者香港去年抗議）的威脅一樣嚴重的時候，我們才會知道我們有了不可輕視的進展。我們從柴靜事件已經看到，中國不讓公民社會發聲。（柴靜深受歡迎的環境紀錄片《穹頂之下》被禁。）
問：我們經常讀到有關空氣污染的報導，但你覺得水也至關重要。
答：水越來越多地成為一個存亡問題。空氣污染很可怕，但受它影響的大多數人仍然活着。但是，沒有水就沒有人能活。我不知道水沒了的時候，人們將怎麼辦。在中國，像南水北調這樣的工程項目只能推遲算總帳的日子。我擔心的是，即使在其他問題上有遠見的政府也還沒有直面這個挑戰。
比如，如果你是一個市政官員，你會怎麼做？你管着一個行業，比如半導體，它需要大量的水。當你需要做出選擇：水是給工廠、還是給城市的時候，你會怎麼做？這種選擇不會在今天或明天發生，但政府將面臨這種選擇。
問：中國也還有希望的跡象？
答：中國即將超過德國，成為太陽能發電裝機能力最大的國家。中國還有大量的風力發電機組設備。所有這一切都很重要，因為中國燒掉了世界上一半的煤，釋放了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0％。因此，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就需要削減煤炭的使用。煤炭使用預計將在2030年達到峰值，但峰值可能會更快地達到。所以這些都是巨大的挑戰，但中國可能邁出的步伐比許多人意識到的要更大。
張彥（伊恩·約翰遜）是“紐約時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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